宁夏西吉县将台堡镇，清晨六点半，天光刚刚越过远处的山脊。陈昊扬已经站在九年级一班的教室里，带着学生开始英语早读。不远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在晨光中静静矗立。
将台堡——这个坐落于西北山区的小镇，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收官”之地。90年前的今天，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此会师。
当年在这里相拥欢呼的，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上下的红军战士。他们的脸庞上还带着少年的稚气，肩膀却已扛起了民族的重担，胸膛里燃烧着最炽热的理想。
枪炮声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琅琅书声。一支同样年轻的队伍不辞路途遥远来到这——2003年起，复旦大学第五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届又一届年轻人从上海出发，越过平原，穿过山岭。他们刚刚本科毕业，便背起行囊，带着传授知识的理想，走进将台中学的教室。
今年，复旦大学第二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张童言、喻理彤、陈昊扬、兰睿奕于8月底抵达将台中学，分别承担九年级语文、数学、英语和物理教学任务。
队员们各自来自江西、上海和云南。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也是复旦大学这座百年学府扎根的城市；江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就在此；云南，是红军长征途中巧渡金沙江、播下革命火种的红土地。三个相距遥远的地方，四个带着相同理想的年轻人，在这个叫将台堡的小镇上汇合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
“接力棒”
陈昊扬记得，第一次到将台堡镇上，最直接的感受是“静”。汽车驶进镇子的时候，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没有城市里那种嗡嗡作响的背景音，只听得见风声。
然而，生活的粗粝很快显露出来。
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水房，四四方方的小房子里，有七个冷水龙头和四个热水泵。由于教学楼里没有饮水机，每到下课，孩子们都要拿着水桶离开教学楼，到水房门口接水。
队员们的宿舍也没有自来水，因此每天早晚都要打两次水，供日常洗漱和饮用。承担语数英主科的教师还要负责早读和晚自习，往往早上六七点就得起床。
好在，对于生活上的困难，他们早有准备。每届支教团到来之前，都会与上一届学长学姐开一场对接会。孩子们的情况要一五一十讲清楚，资料、心得、办过的活动方案，也一样样留下来，像交接一根接力棒。张童言说，他们建了微信群，生活上、教学上遇到什么难题，都可以随时在群里向学长学姐请教。
学长学姐们也留下了一条条实在的经验。面对学生基础薄弱的现状，大家商量出一套策略：教学重心要降下来，作业难度要减下来。平行班的孩子接受能力有限，重点不是讲得多深，而是让他们真正听懂。每一届支教团就这样把青春和热望，稳稳地交到下一双手里。
“新人教师”的奇招
即便准备得再充分，真正站上九年级毕业班的讲台时，队员们心里还是不免发怵。“这其实一直是一个让我很焦虑的事情。”陈昊扬坦言。从初中到本科毕业，中间隔着整整七年的光阴。那些曾经滚瓜烂熟的语法和单词，如今再捡起来，自己明白是一回事，讲得让十几岁的孩子也明白，又是另一回事。
为了教好英语，陈昊扬有时会打电话给自己的初中英语老师，请教教学心得。电话那头，老师针对他遇到的困难一一支招；电话这头，他认真记下，再琢磨着怎么搬上自己的课堂。
张童言也有同感。带九年级毕业班，“心理上或多或少是有一定紧张的”。但她很快找到了节奏。《岳阳楼记》是九年级的文言文必背篇目，也是她这几节课要讲的内容。然而，对班上一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光是理解课文大意就要花不少功夫。
备课过程中，她发现资料库里虽然有现成的课件，但其侧重点并不完全适合这里的孩子。于是，她查了大量资料，在课件中补充了更多背景知识，如范仲淹经历了庆历新政后如何被贬到邓州，又怎样答应友人滕子京的邀约写下这篇文章，“背景方面的了解，有助于他们理解这篇课文的写作背景和内涵。”可孩子们未必能体会范仲淹的心中所想，她又换成小孩子能听懂的语言。
“你可以设想一下，倘若你与一位亲密好友约定一同走南闯北、创业打拼，结果进行到一半，他忽然因父母之命回家了，你会不会很伤心？而就在你伤心之时，你突然发现，他在家期间，心中仍惦记着你们共同创业的事，你又会感觉特别高兴。”
教室里有人笑了一声。
张童言也笑了一下，随即把话题收回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重修岳阳楼’，说明他在逆境当中依然奋发有为。即使被贬谪，遭遇了人生困境，依然心胸豁达，依然为民服务。”
张童言给九年级学生上语文课
面对数学和物理，孩子们难免有畏难情绪，队员也各自有“小妙招”。为了补齐学生数学的短板，喻理彤整理了从七年级到九年级的数学资料。网上资料太简略，她就自己翻课本补充、挖空，做完后再自己填一遍。一本本资料翻过去，一页页空白填起来，她把三年的知识点重新走了一遍，也把孩子们的薄弱处一一摸清。
物理老师兰睿奕也发现，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在面对物理题时会更加困难，因此，她放缓上课进度，在新课中穿插几堂复习课用于巩固。在发现学生在计算中遇到困难时，她也会不厌其烦地补充一些数学知识。她不想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算不出来”而放弃。
晚自习时，没有安排值班的老师，大多也没有离开。“我们尽量留在办公室，这样学生一有问题，就能马上找到我们。”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很晚。有时一整晚只来一两个学生，他们也觉得值得；有时问题一个接一个，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讲，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弄明白，背着书包跑回宿舍。
阳光下的新一辈
对将台中学的学生们来说，每年秋天，校园里都会出现几张新面孔——几个年纪不大的支教老师。孩子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悄悄盼着。有些不愿对父母讲的心事，反倒愿意在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面前流露出来。
让陈昊扬印象最深的，是班上的一个女学生。
“前几届的支教老师说，这孩子七年级时成绩挺好，学习态度也认真。可等我真的带了这个班，却发现她上课总是走神，作业也敷衍了事。我当时特别惊讶，甚至有点想不通。”
他把女孩单独叫到办公室。女孩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声音很轻：“八年级的时候我没认真听，好多知识都落下了……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了，以前学的也全忘了。”
陈昊扬没有急着说教。他看着她，语气放缓：“没关系的，我们还有整整一年时间，可以一点点补回来。你有不会的，单词记不住、不会读，随时来办公室问我。老师特别欢迎来问问题的学生。”
第二天，女孩真的来了。她抱着书，主动跑到办公室找他听写，或者指着单词问怎么读。陈昊扬就从音标开始，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一个词一个词地纠。“你能感觉到，这个孩子其实是想学的，只是缺少正确的引导。我跟她说完那些话之后，她好像又燃起了一点信心。”
某天的英语晚自习，一个学生突然晕了过去。教室里一阵骚动。陈昊扬吓坏了，他判断可能是低血糖。自己走不开，他赶紧跑到办公室求助。喻理彤一听，二话没说冲下楼，翻出白糖、烧上开水。糖水调好，她又一路小跑赶回九年级教室，把水递到学生面前。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孩子没好好吃饭。喻理彤详细问了原因，又细细叮嘱了一番，从按时吃饭说到身体的重要。她蹲在学生旁边，看着她把糖水喝下，才放心了一点。
支教老师们在学习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像一束束光，深深鼓舞着这些少年。九年级二班的班长冯海蓝，梦想是当老师。“我觉得当老师的话，可以‘教书育人’，给学生传授知识。”她说这句话时，眼里闪着光，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站在讲台上的样子。
西吉县将台中学校门
认准一件事，走到底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去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这句口号，早已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员们的心里扎根。
支教，从来不只是站在讲台上的那几十分钟。联系资助人、开展第二课堂、为女孩们讲解卫生巾知识……这些藏在课堂背后、鲜少被看见的事，悄悄占去了他们大半的时光。每年十月到十一月，队员们总会走进一个个学生家中，慢慢聊，细细问——日子过得怎么样，学习上有没有难处。
清明时节，他们还带领学生徒步走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前。兰睿奕笑着说，每一届将台中学的新生踏入中学时代的第一课，便是聆听将台堡镇的长征故事。她相信，长征精神将从此刻起一直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学习生活，而他们也将把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陈昊扬则说，让他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将台堡会师并不是终点，会师之后的队伍，紧接着就是奔赴抗日前线。长征精神在他心里，不是单纯地喊口号，而是矢志不渝地走下去。
“路是走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在将台中学教书的日子里，他们见到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有些孩子对学习的信心不足，所以他们不断调整方式，今天多认几个字、明天多算对一道题，用“走一步是一步”的劲头来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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