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6年2月，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456.6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对非洲投资增长41%，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增长17.6%，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均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回升6%，但增长高度集中，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仅增长2%；外资能否真正促进发展，仍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形成生产能力、就业、技能和技术转移。
本文借用赤松要、小岛清共同提出的“雁行阵头雁”与阿里吉的“铺轨机司机”两个理论，重新审视东亚企业出海的历史角色。作者指出，20世纪后期，日本企业通过向亚洲后发经济体转移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建立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的雁行体系。这种模式曾推动东亚形成有别于欧美资本扩张的跨国生产循环，但“后雁”仍需沿着“头雁”划定的路线追赶，难以自主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文章认为，全球化退潮和技术体制变迁已经打破了原有雁阵。中国企业不仅在新能源汽车、通信设备等领域实现赶超，还将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工业园区建设经验以及高性价比的生产组织方式带向第三世界。作者据此提出，中国企业不应只是输出资本和产能，而应努力成为“铺轨机司机”：在完善自身生产组织方式的同时，与当地社会共同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为第三世界创造不同于传统西方工业化路径的新选择。当然，中国在成为“铺设机司机”的同时也能从中获益，为第三世界国家开辟新路可以为中国出海企业提供反思、完善自身生产组织方式的契机，而这种反思和完善也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的一些难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雁行阵头雁到铺轨机司机：
东亚出海企业在第三世界的角色
如果存在一个既能够折射当下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又可以包含今后中国的新发展路径的议题，那么它很可能是出海。[1]
首先，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之间存在矛盾，而消除这种矛盾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并不简单，怀疑中国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空间的声音时隐时现。出海折射了这种复杂性：中国出海企业既可以更好地满足西方消费者的需求，也可能更快地动摇西方企业的市场地位；中国出海企业既能够带动第三世界企业的成长，也可能限定这些企业的发展方向。其次，中国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这种新路径不但必须强化中国经济的优势，而且应该突破中国经济的瓶颈。出海包含了这种路径：在海外投资、设厂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更直接地延伸到世界市场，而不同的市场环境可能推动中国企业发展出组合生产要素的新方法。
本文聚焦于中国出海企业对第三世界的影响，通过与日本企业——在中国全面崛起之前广泛地影响了第三世界的东亚企业群体——的比较来凸显这种影响的应然形态。
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这一维度上，发展经济学家赤松要曾经将日本企业比喻为雁行阵头雁，世界体系论者乔瓦尼·阿里吉则期待中国企业成长为铺轨机司机。借用这样两个隐喻，可以发现，东亚出海企业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正在经历一场从雁行阵头雁到铺轨机司机的历史性转变。
▍雁行阵头雁：日本出海企业的既往实践
当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式论的基本内容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基于日本实践的理论在60年代以英文发表之后将具有何种世界影响。[2]
在亚裔发展经济学家之中，最早为国际学术界肯定的当属赤松要，他的原创性贡献就是雁行模式论。值得注意的是，雁行模式论的早期版本讨论的主要是特定后进国家的赶超过程，而赤松要与小岛清共同提出的雁行模式论的成熟版本，分析的则是完成了赶超进程的前发展中国家的出海企业如何塑造后进经济体的发展进程。
20世纪30年代，通过详细统计棉纺等消费资料产业的贸易与生产数据，赤松要发现，这些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共同现象：产业的发展往往始于进口；本土产量随后逐步增加，进而超过进口；最后，进口进一步下降，出口超过进口。在一个以时间为横轴，以进口量、本土产量、出口量为纵轴的二维空间之中，逐步下滑的进口量曲线与相继上升的本土产量曲线、出口量曲线两次相交，而两次相交的三条曲线共同构成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雁形象。同时，他注意到，尽管存在时滞，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机械等生产资料产业之中。这一版本的雁行模式论直观地揭示了后进国家的赶超进程所具有的两项特征：第一，赶超进程遵循从进口到本地生产、出口的顺序，此为雁行模式的基本型；第二，赶超进程始于消费资料的本地生产，完成于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此为雁行模式的变化型。但是，这个版本的雁行模式论并未讨论完成了赶超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本文所分析的企业出海——所具有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空白，将雁行模式论的早期版本扩展为一个可以分析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的，是赤松要的学生小岛清。
小岛清注意到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出口产品，直接投资（FDI）在战后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现象。随着本国经济日益成熟，日本企业通过海外投资，逐步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而留在本土的企业则转向所谓高端产业。这种产业转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接受这种海外投资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具体来说，第一批接受了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完成赶超之后，日本继续向这些经济体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则逐步通过自身的海外投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第二批后发经济体，而这种连续的产业转移逐步波及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现实中，东亚新兴经济体（NIEs）、东盟国家（ASEAN）分别是接受日本投资的第一批与第二批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则被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部分地加入了这个体系。
如图1所示，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亚洲经济体的成熟程度为纵轴，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产业转移始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逐渐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于这种产业转移有序地梯次推进，所以，日本企业与接受了日本企业投资的多批发展中经济体持续地维持了层级关系。这种动态的层级关系恰如飞行之中的雁阵，日本企业扮演了头雁的角色。在小岛清完成了对这一现象的理论化表达之后，赤松要关于一国赶超进程的概括，被转化为对于以先发国家企业出海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抽象。在这个意义上，雁行模式论也可以称为赤松-小岛模型。
同时，小岛清注意到，在20世纪后期，对于第三世界经济体而言，美日投资的性质不同：美国企业大多围绕本国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则倾向于转移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意识到这种不同之后，他将后者的海外投资称为贸易友好型海外投资。对于雁行模式论而言，识别海外投资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种投资针对的主要是先进工业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接受这种投资的后进经济体可以向投资来源地返销相关产品。正是由于来自日本的投资具有这种性质，雁行模式才是可以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雁行模式论不仅是一个关于生产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跨国循环的理论。[3]
客观地说，雁行模式论较好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东亚经济关系的特征，进入海外的日本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关于东亚经济统合的多种倡议，也以雁行模式论为基础。[4]
但是，这一理论存在两个假设：作为头雁的发达经济体企业能够持续地拓展技术前沿；作为跟随者的赶超经济体企业很难实现跨越式技术进步。在全球化顺利展开、赶超经济体政府不调整政策基调的时期，这些假设或许是成立的。然而，在技术体制发生方向性转变、中国经济崛起、世界经济进入变动期之后，这些假设不再具有现实性。
▍铺轨机司机：中国出海企业的应然形态
当世界体系论者乔万尼·阿里吉在20世纪90年代写下对于中国企业的深切期许时，他并不知晓30年后的中国企业将在世界经济之中具有何种地位。
在客观地观察中国经济成长的理论家之中，阿里吉对中国实践的评价最高。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阿里吉的相关研究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展开，但这些研究的核心内容与本文的主题密切相关。
阿里吉的世界体系论的一个关键范畴是体系积累周期。在他看来，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周期。总体上，这些周期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特定周期的主导国引领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第二，经济周期越来越短，周期主导国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第三，影响周期更迭的原因之一是资本流动，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斗争；第四，主导国的更迭伴随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变迁；第五，每个周期的积累体制都存在“双向运动”，前向运动指主导国发展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政治经济结构，后向运动指每个周期出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政治经济结构都包含前一周期的要素。基于长时段的历史分析，阿里吉认为，随着技术变化以及劳动者阶层收入恶化，世界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周期，而新的主导国将来自东亚。[5]
……新的全球领导力量从东亚经济扩张各主要中心出现。这一领导必须心甘情愿、而且有能力挑起重担，为美国霸权留下的体系层面问题提供体系解决方案。在这些问题之中，最严重的是，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大约10%到20%）与绝大部分人口的生存机会之间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切实可行地解决这一问题，东亚的“铺轨机”必须为自己、也为世界开拓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应该与现在已处于死胡同的那条发展道路截然不同。[6]
阿里吉曾经暗示新的主导国可能是位于东亚的日本。但是，在出版于21世纪初期的著作中，阿里吉点明了新的主导国应该是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7]当然，他并非认为当时的中国或中国企业已经成为铺轨机司机。但是，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或中国企业已经拥有了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小岛清创造性地扩展了赤松要的洞见，但是国内外学者并未有效地发展阿里吉的体系积累周期论，他关于中国经济的判断也未实质性地影响相关研究。
除了经济规模、在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作用——日本曾经推动了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的成立——之外，阿里吉肯定日本经济成就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展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他看来，这种发展道路缓和了不同企业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在大规模进入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时候，日本企业总体上尊重而非改变当地的制度安排或意识形态。[8]进入21世纪之后，阿里吉延续了观察东亚经济的上述思路，并将引领世界经济的期待寄托给中国。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缓和属性不同的资本以及利益不同的阶层之间矛盾的特征，而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强化了这些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之中，长期践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展示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行为方式，与作为西方国家新成员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做法更具进步色彩。[9]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日益增加的背景下，阿里吉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主导国。对于本文来说，重要的是，按照阿里吉的逻辑，中国出海企业自然是直接展现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的主要载体之一。
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出海可以追溯至21世纪初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近年来明显加速。如果聚焦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可以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出海企业逐步呈现出成为新的铺轨机司机的趋势。
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判断一国是否是阿里吉理论体系中的主导国有两项标准，一是该国能否成为流向第三世界的国际资本的主要提供方，二是该国是否形成并传播了具有范式变迁意义的生产组织方式。
就第三世界的国际资本来源而言，在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之外，中国倡导、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亚投行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提升，但这种新型投资机构已经为第三世界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
关于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与传播，有必要细读阿里吉的相关研究。在阿里吉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讨论中，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经典作家所说的企业层面技术与劳动的结合方式，即微观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另一个则是国家如何在整体上塑造生产组织方式，即生产组织方式的制度背景。就前者而言，尽管中国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总体上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但是，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创新。假以时日，这些创新有可能汇聚为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10]
就第一个重点而言，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扩展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世界工业史上，汽车产业一直具有引领作用。如果说福特的管理方式曾经是美式企业管理的典范，那么丰田生产方式则长期是汽车产业的标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能源汽车兴起，中国汽车企业的影响明显上升。这种影响不但体现在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而且表现为源自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渗透。一方面，中国企业正在为世界汽车产业提供部分设备和基础设施。在这一领域，济南二机床和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提供了典型例证。济南二机床在持续为福特提供压机之后，逐渐进入中东等第三世界市场。在同一时期，位于长春的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在国内积累了关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建厂经验之后，开始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地为外国新能源车企提供服务。此外，日产、丰田等外国车企或者直接引入中国新能源车企的新车开发方式，或者与中国新能源车企进行技术合作。
笔者在访谈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时候注意到，对于第三世界企业来说，这些中国中小企业不但带来了产品，而且引入了实现更高性价比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由中国中小企业开发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结合，有可能扩展当地的发展空间。
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关系、企业间关系领域正在发生变革，现阶段的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受到抑制，明确平台型产业的劳动条件、倡导企业间关系领域的反内卷，即是其中的典型。
从第二个重点来说，中国政府对于生产组织方式的整体性影响值得关注。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突出了国家在生产组织方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中国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具有示范意义。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在培育市场、组织生产等方面的做法，值得第三世界国家参考。实际上，中国在工业园建设等领域的经验，已经在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11]与这一问题相关，持续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政府主导的这一超级工程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也为项目所在国构筑符合当地需求的生产组织方式提供了条件，而这种针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撑了中国出海企业的绿地投资。
客观地说，在现阶段，中国尚未彻底改变第三世界的外资来源结构，源自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国际影响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但是，中国出海企业已经展现出了引领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正是在这些意义上，中国出海企业正在努力成为铺轨机司机。
▍从雁行阵头雁到铺轨机司机：东亚出海企业之于第三世界
东亚经济体的连续崛起，是20世纪末期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之一。这一进程始于东亚经济体的国内市场，在这些经济体的国际化阶段达到顶峰，而出海——东亚企业在其他国家投资、设厂——在国际化阶段具有重要地位。如果说东亚经济体连续崛起的起点是日本经济的发展，那么这种崛起的高潮则是中国经济的复兴。在这个意义上，中日两国出海企业如何影响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如上文所述，同为东亚国家的中日两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具有共同点。因此，两国出海企业对于第三世界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按照阿里吉的辨析，特定历史周期出现的主流生产组织方式必然包含前一周期的部分要素。在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意义上，中国与日本在生产组织方式、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方面具有相似之处。[12]但是，中日两国出海企业所具有的影响并不相同。现象上，技术体制的转变使得日本出海企业的影响下降、中国出海企业的影响上升。但是，中日两国出海企业对于第三世界的影响的逆转，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技术体制转变所引发的经济规模变动。理论上，雁行模式论反映的是全球化高歌猛进时期资本输出国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在全球化遭遇挑战的当下，第三世界需要的是铺轨机司机。
在现象上，技术体制的转变改变了两国出海企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体制发生了以模块化、平台化为代表的方向性转变。这种转变以研发与生产的分离、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流动化为特征。这种技术变化大大降低了日本企业所擅长的垂直统合型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以上述变化为背景，日本企业在消费电子等多个传统产业中的地位连续下滑，在人工智能等具有平台型特征的新兴产业中多次错失机遇。相反，中国企业不但借助模块化的分工方式进入世界生产体系，而且在21世纪初期之后通过连续的政策调整，抑制了模块化对于中国企业的负面影响，在通信、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以及部分平台型产业实现了技术赶超。[13]上文曾经提及，雁阵模式的持续，以外国领先企业不断开拓技术前沿、发展中国家企业难以实现技术突破为前提。但是，90年代之后，中日两国企业的实践表明，这两个假设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性，曾经长期维持了稳定队形的雁阵已经分化。
在逻辑上，世界经济的变化重新定义了第三世界对于新的主导国的需求。日本出海企业曾经在全球化上升期扮演了雁行阵头雁的角色。在那一阶段，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赶超的方向是明确的，沿着先进国家的既往路线前行即可。进而言之，日本出海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欧美企业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内在于雁行阵这一隐喻之中：头雁也曾经是雁阵之中的跟随者，只是重复之前的头雁的固定路线，很难找出全新的道路。在全球化进展顺利的时期，我们或许可以默认雁行模式论关于领先企业与跟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假设，忽视雁行阵这一隐喻的内在问题。但是，全球化正在面临挑战，阶级矛盾导致部分西方国家的国际经济政策趋向保守，“制造业回归”“产业链安全”已经成为政治正确。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第三世界能否稳定、合理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将会成为问题。这一难局，已经不是曾经的雁行阵头雁日本企业能够破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不但在部分产业实现了赶超，而且正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几乎所有产业中大规模出海。于是，对于第三世界而言，中国的赶超方法——本文所说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与制度背景——有可能成为在全球化退潮期实现持续发展的新路。不同于雁行阵头雁，铺轨机司机的任务更为复杂：处于巅峰期的日本企业是在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将已经成熟的生产组织方式输出到第三世界；正在大规模出海的中国企业则需要在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在完善自身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同时，引领第三世界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之中，铺轨机司机的要务是开辟新路。我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隐喻。
▍余论
讨论中国出海企业对于第三世界的影响，存在两个难以绕过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究竟能否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实现发展，进而完成赶超。确实，背负沉重包袱的第三世界，要想实现发展乃至赶超，并非易事。在不介入当地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议题。[14]但是，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观察家们往往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潜力。对于中国各界来说，在考虑第三世界的发展前景时，不应该忘记，外部世界在四十年前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同样持怀疑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在作为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之外，第三世界对于中国究竟有何价值。关于这一问题，要点有二。首先，世界正在分化重组，而第三世界是最可能稳定地与中国合作的国家群体。其次，中国企业大规模地出海，有助于完善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而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正如我们在本文开篇部分所提及的那样，第三世界的市场环境带来的问题甚至冲突，可以为中国出海企业提供反思、完善自身生产组织方式的契机，而这种反思和完善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的一些难题。用阿里吉的用语表达，这种在国外市场完善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既为第三世界，也为中国开拓新的发展道路。
✪ 何鹏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 宋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编辑 | 吴应娟 标题 | MSD
本文的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研究”（24ZDA014）、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工业行政研究项目的支持。宋磊为本文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1] 在本文之中，出海指企业将生产、服务、投资等核心业务活动拓展至海外市场的战略行为。本文的部分研究思路来自过去六年间对于超过一百家出口型中小企业进行的访谈。感谢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协调调研行程，致敬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与劳动者。
[2] 雁行模式论最初以日文发表。20世纪60年代初期，赤松要用英文发表了这一理论。赤松要：「吾国羊毛工業品の貿易趨勢」、『商業経済論叢』第13巻上冊、1935；K. Akamatsu,“A Theory of Unbalance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Weltwirtshaftliches Archiv, Vol. 86, 1961, pp. 196~217; K. Akamatsu,“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Iss. s1, 1962, pp. 3~25。关于雁行模式论的形成过程及其政策含义，请参考池尾愛子：『赤松要：わが体系を超えてゆけ』、日本経済評論者社、2008、pp. i, 199~207。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与美国学者发表于1966年的产品生命周期论是相通的，参见Raymond 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No. 2, 1966, pp. 190~207。
[3] 在21世纪初期之后，为了获得海外市场，来自日本的投资也涉及了日本企业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4] 小島清：『雁行型経済発展論第１巻——日本経済·アジア経済·世界経済——』、文真堂、2003。
[5] 本文关于阿里吉的思想的概括，参考了笔者此前的工作。宋磊：《阿里吉—杉原方法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
[6] 乔万尼·阿瑞基、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5页。此处的“乔万尼·阿瑞基”与后文中的“杰奥瓦尼·阿锐基”“乔万尼·阿里吉”均为对同一学者名字的不同译法。
[7]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页。
[8]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19~435页。
[9]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358页。在阿里吉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之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关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相似性的讨论。关于这一问题，值得进行两点说明：第一，他曾经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讨论；第二，他注意到在节能、环保等问题上中国正在经历变化。参见同书第392页。
[10] 宋磊：《进行中的开创：华为实践的工业史意义》，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
[11]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的核心议题之一。
[12] 李小云：《中国援非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载《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 。
[13] 宋磊：《难以达成的共识：日本经济长期困局的政治根源》，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宋磊：《驾驭模块化：政策范式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
[14] 卢荻：《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产能过剩论”为什么是错的》，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5期。
凯丰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