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位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分子考古实验室，一具具人骨被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
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文少卿看来，人骨也会“说话”：DNA能带来身份与亲缘的线索，骨上的伤痕也在无声讲述触目惊心的往事。11年间，文少卿带领团队寻找、发掘无名烈士遗骸，用科技手段帮助了许多烈士“寻亲”。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个春天，文少卿团队收到一封来自长征红军烈士家属的委托：寻找钟纬剑。1935年，28岁的他牺牲在红花岗、老鸦山的枪林弹雨里。
团队随即启程，踏上海拔1053米的老鸦山。山风掠过，文少卿环顾四周，看见山石上密集的弹孔，像“雨点被泼在石头上”。
在长征史上，这是极为惨烈、关乎全局的一仗。老鸦山、红花岗红军战斗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湘江西侧，两山对峙，构成了防守遵义的天然屏障。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在老鸦山、红花岗一带阻击国民党援军。经过几次激烈猛攻，终于夺回了老鸦山主峰，保卫了遵义城的安全。
受遵义市公安局委托，团队为陵园青松堂安放的16例遗骸进行DNA鉴定。也许一组数据，就能让一个家族跨越近百年的等待画上句号。
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坟”
接下遗骸鉴定任务
2015年，文少卿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有一天刷朋友圈，他看到一条消息：“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半晌，胸口冒起一股火——中国自己的英烈，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DNA鉴定？
文少卿原本从事古基因组学研究，那时确实没碰过烈士遗骸。但他所在团队常年研究古代遗骸，在鉴定方面已有积累。之前经手的都是古代样本，商周的、汉唐的，动辄几千年。“我们能够做几千年的样本，100年以内的应该没有问题。”
有了这份科研底气，他接下了缅甸密支那地区出土的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的鉴定任务。
本来以为“骨头应该还在，形态应该还完整”，看到样本，他才知道自己想得太简单了。“一般遗骸提取样本，要用超低温冷冻，再通过物理方法打成粉末，才能进入提取流程。这批样本没办法经历这一步骤，保存不佳，遗骸完全酥化。”
此外，遗骸与枪械一起埋藏，导致铜离子渗进人骨，污染程度远超预想。得到的DNA提取液出乎意料地呈现出绿色。原本预计一个月就能完成的鉴定，花了整整一个季度。
对博士生来说，顺利毕业本是“第一要务”。可为了让这批远征军将士的遗骸顺利得到鉴定，文少卿把别的课题一股脑儿全部停了，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做成，所有精力都压在这一个项目上。好在导师没说一句重话，只鼓励了几句，便放手让他去闯。
功夫不负有心人。文少卿带着团队成员一遍遍试、一次次重来，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独创并优化古DNA提取方法，最终完成鉴定，为这批烈士的“寻亲之路”点亮了希望。
发掘经历让人落泪
从2015年起，文少卿走上了一条“为烈士寻亲”的道路。
2023年，在山西吕梁，文少卿团队遇上了一批保存较为完整的烈士遗骸。可这一次发掘的经历，让一些团队成员在现场掉了眼泪。
这里曾经是一所战地医院，埋葬的烈士基本是抢救无效后牺牲，就地掩埋的。山西保存条件较好，遗骨生前的状态、遭受的损伤，暴露无遗。49位烈士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0.5岁。“有十几个烈士，身上有弹孔。刚开始我们没在意，后来到实验室才发现，所有子弹都是正面打过来的。”回忆起这些，文少卿眼里噙着热泪，“还有一些烈士，生前有伤口尚未愈合，又要上战场，因此他们的遗骸上，旧伤和新伤叠在一起。更让我们意外的是，竟有这么多烈士有退行性关节疾病，二十几岁的个体，腿却像五六十岁的人。”
从这次经历开始，他们不再只是以技术团队的身份参与烈士遗骸鉴定，还致力于还原烈士生平故事，传递精神。
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
在灰烬里打捞姓名
2024年接到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委托的时候，团队已经在“为烈士寻亲”之路上走了9年。
青松堂里，16个骨灰盒排得整整齐齐。盒盖打开后，眼前既不是完整骨架，也不是均匀细腻的骨灰：指骨等骨壁较厚的部位还残留着零散小骨片，其余大多已经化为骨灰。部分骨片表面带有黑色痕迹。后来才知道，这些烈士遗骸曾被松油浇淋并焚烧。
难处在于，高温把DNA“剪”得更碎了。烧骨DNA鉴定本就是世界级难题。此前，团队在烧骨鉴定方面虽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遵义这批样本的烧灼程度比之前遇到的都严重。
为此，团队改良了原有方案。第一步，团队优化硅基磁珠体系，让它能够吸附更小的DNA片段；第二步，采用最稳健的单链文库构建全基因组文库；第三步，选用基因组水平的1240k探针与线粒体全序探针，对文库进行多轮液相探针捕获。最终，团队取得14例遗骸的DNA数据，能支持基本的复杂亲缘关系推断，其中3个样本属于同一个体。这意味着，12位烈士“寻亲”有望。
今年清明前夕，分子考古实验室的团队成员写下寄语，把一张张明信片安放在青松堂内。有学生写道：“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信仰，只觉得有一股‘倔强’——这种在绝境里咬着牙往前冲的劲儿，后来在自己熬夜工作、学习受挫时突然懂了。原来，我们骨子里的‘不认输’，早就被长征路上的草鞋踩进了基因里。”
团队成员正在准备Qubit荧光定量试剂
让更多烈士“被看见”
等待DNA数据的间隙，文少卿团队也没闲着。
他们一直记得，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北侧的小坡上，安葬着邓萍烈士。1935年2月，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邓萍，在攻打遵义城时主动要求到前线担负前锋任务，后在侦察过程中牺牲。让团队感到遗憾的是，邓萍留下的形象资料太少，竟没有一张照片。
于是，他们决定试着复原邓萍生前的容貌。团队尽量收集材料，采用“文字引导为主、图像参考为辅”的办法，让AI在有限信息中推断较为合理的面部特征分布。屏幕亮起，一位年轻、清瘦的红军将领形象慢慢显现。文少卿说，哪怕只是让后来祭扫的人知道这位烈士曾有一张怎样的脸，也值得。
邓萍烈士原始素描画
邓萍烈士AI复原图
在邓萍墓不远处，有一座铜像让文少卿印象很深。当地人叫它“红军菩萨”，塑造的是一位女性，怀抱孩子，身着红军军装。据陵园工作人员介绍，红军抵达遵义之后，队伍里有一位年轻的红军卫生员，名叫龙思泉。有天深夜，他翻山越岭去给染上伤寒的乡亲看病，等他赶回驻地时，部队已紧急转移；在追赶部队的路上，他不幸被敌人杀害。后来，乡亲们亲切地唤他“小红”，还把他当成“红军菩萨”，以母亲女性形象来祭拜。
多数烈士陵园里没有焚香的习惯，可这里却能看到有人上香，铜像跟前还摆着不少药罐子。文少卿在铜像前伫立良久。就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感到自己手头的工作多了一层更为具体的分量。他表示：“人骨的检测数据看似冷冰冰，可拼在一起，我们最终看到的是烈士滚烫的一生。我自己很受教育，也特别希望把这些打动我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像在和时间“掰手腕”
“我们的工作就是跟时间赛跑。”
文少卿说，工作中最大的遗憾，往往就藏在“慢了一步”里——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便会永远消失。有时，他们为烈士找到了所属的家族，但亲缘关系已隔了三五代。年轻人对先辈往事知之甚少，只有几位老人还能依稀记起当年的故事。“倘若这些老人也相继离世，后人或许再也叫不出烈士的名字了。”
从墓地发掘，到DNA提取，再到寻找烈士家人，每一个环节都像在和时间“掰手腕”。“现在，我们非常希望找到钟纬剑烈士，做了数次实验、DNA比对，可惜尚未发现他留下的遗骨。”文少卿表示，“给烈士‘寻亲’是很困难的，靠团队的精力和能力，能做的有限，但我们每一次都全力做到最好。”
2015年开始，文少卿团队已经累计进行1600多位无名烈士遗骸的DNA分析。2020年，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们建设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到2023年完成首期建设。文少卿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展数据库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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